19日A股在三大救市举措下,全线涨停。其实不独中国在忙着救市,很多国家的央行也都第一次联合起来“大救市”!美联储——这个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和本次美国金融机构的“最终埋单人”——开始行动,它将联合世界六大央行,联手为全球市场注入1800亿美元的流动性,以解决全球市场上短期美元流动性紧缺问题。
美联储的这一举措主要就是为了稳定市场。确实,这几天国际资本市场可谓哀鸿遍野,惨不忍睹。“两房”被美国政府国有化,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险业巨头AIG岌岌可危,国际油价跌破100美元。用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于是,在国内有不少人以为“洗牌”的机会来了,我们应该抓住华尔街危机这个机会,或收购,或抄底,或上位;在国际上也有不少声音,要求中国出面参与救市。需要提醒的是,华尔街危机并不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市场主导者身份,也不会终结美元的强势地位。相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乃至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应该反思: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潮流,但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因此,必须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应该明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市场体系还有待健全,我们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端,这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市场中的位置不可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且,由于我们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使得我们往往在好处上只能拿小头,而一旦市场出现风险,损失大的又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
具体到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影响已经波及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市场没有出现大震荡,但来自外部的冲击足以提醒我们——不能忘了保护自己,金融创新很有必要,但金融创新不等于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于一个金融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设置相应的市场准入很有必要,对试图进入本国市场的金融业务进行区分,加以限制,这不是封闭市场,而是必要的自我保护,一方面它可以保护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而从更深层次来说,那些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无须盲目追求过快地加入到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而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与自己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与自己的市场发育程度相匹配。否则,只会陷入“全球化的陷阱”。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拒绝全球化,而是说要正确理解自己在全球化市场中的位置,不能为了全球化而片面追求外向度。我们参与其中,在参与过程中,追求经济体的更健康,市场生成能力的更强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有了这些,我们才能从容应对华尔街危机,才能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而如果片面地认为华尔街危机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那就可能犯金融市场上的冒进主义错误。(李龙)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
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当前,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与全球经济景气的变动直接有关。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外向的,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因此,全球景气的变化,会很灵敏地反映到中国经济的表现上来。如果说,中国在过去抓住了全球化推进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了全球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发展了自己,那么,当全球经济景气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中国经济必然要面对调整和转折带来的挑战。
全球经济景气变化,首先看美国。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房地产、金融业出了大问题,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危机。不少人的看法,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尚没有“见底”。美国经济缓转过来可能还要几年时间。当然,美国经济调整的余地很大,比如美元疲软,它的出口就开始上升,今年二季度美国的GDP还有1.5%的增长,就是靠出口。把出口的贡献拿掉,美国经济的增长为负。欧洲、日本的国内消费下去了,出口没上来多少,所以,经济增长开始出现负数。这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当然不小,对中国这样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影响就更大。
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欧美日本的经济才能缓转回来?我认为,没有谁可以完全知道。日本经济的停滞低迷已经多少年了,还不是仍然不行吗?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欧洲不至于重蹈日本经济的轨迹,能够比较快地走出目前的阴影。但是,大有大的难处,发达也有发达的难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可能转回来就没有那么快。
从更长期的历史看,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打“越战”,巨额赤字加美元泛滥,终结了美元法定兑换黄金的地位,随后就是70年代的高通胀、低增长,CPI有过13%-14%高位的记录。为了抑止通胀,他们出了一位英雄般的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大手紧缩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使联邦基准利率升到19.5%,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达到过21%,失业率直追30年代大危机!那个大弯子,一拐就是十几年,到了里根时代以后,才有根本改观。本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可一世。可是,2002年以后陷入伊拉克战争,同样又是财赤上升、美元疲软;加上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为应付衰退,美联储又连连降息。所谓全球高通胀时代来临,讲到底,首先就是美元太多太滥的必然结果。问题是:美国经济的走势,会不会像“越战”以后一样,一个大弯子又拐上十几年?
这个问题,别人可以视而不见,但中国不可以。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贡献很大。问题是全球经济大势有变化,高度外向的中国,遇到全球市场首先是欧美日本经济下行风险的上升,首当其冲要受影响。这是在未来还将持续的一个挑战。
因此,中国要有两手准备,既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欧洲日本市场扩大、全球经济景气持续,也要准备应对美元就是不走强、欧美日本甚至全球经济景气收缩。全球化是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而只要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就不可能只有直线增长,总会有上下的波动。对全球景气下行的风险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可能陷于全局被动。
为此,要明确问一个问题:在欧美日本经济景气的下行时期,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这个问题无可回避。因为有一种观点,似乎说通货膨胀也好、景气收缩也好,都是“输入的”,所以,中国自己就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水涨船高,随波逐流。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万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天上地下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
中国有条件争取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就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真正困难的问题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