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种种信息表明，6·28瓮安事件正向理性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事件本身已经平息，各种权威信息也已迅速公开，真相正一步步揭示；同时，有关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对主政官员的问责，也已雷厉风行地进行。

　　面对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党政部门正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清醒认识，令人印象深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基于对这起事件的清醒认识，当地在依法追究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问责了一些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相关官员，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均已被免职。同样，信息的及时公开，听取各种意见的座谈会的举行，遗体鉴定的公众参与等，这些合法而理性的举措，使得这起事件渐呈平息之态势。

　　其实，瓮安事件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往往事前无明显征兆，一旦有个导火索，便会迅速演变，规模和行为的激烈程度都迅速扩大，处置起来难度很大。

　　防范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关键在平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能站稳中立的裁判者立场，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公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和信赖；同时，司法也要把政府和公众个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力避出现公民求告无门的境况。否则，如果平时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好、处理不公，无数的小事，在无数群众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就会酿成影响当地社会整体稳定的大事。

　　然而，越是社会矛盾凸显，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越缺乏耐心、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乃至出了矛盾后，过分迷信“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如石宗源所说，“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这样处理，效果可想而知：看起来问题解决了，事件平息了，但已经存在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深层次的干群矛盾却在积累、在发酵。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社会主要矛盾就演变成了干群矛盾，为群体事件的爆发，埋下了诱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县相关官员被问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但是，即便从瓮安县本身，这起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方面的遗留问题也需要尽快调查解决，而从更大的意义上看，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具体事件的平息，更应该举一反三，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革新，完善公民权利保护，使权力切实受到监督和制约，防范此类事件在异时异地重演。由此，“实属必然”的清醒判断，是瓮安事件对社会一个沉甸甸的警示。

　　新京报：警惕反社会行为的频频发生

    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爆发骚乱。7月1日，一名男子冲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死6人，伤4人。这两起事件有一些共同点，都是针对公安机关的犯罪行为，都带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

　　反社会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犯罪的对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在贵州瓮安骚乱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和直接当事人并没有关系；而上海袭警事件中，犯罪嫌疑人杨某的整个袭击过程，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近些年来，类似案件频繁发生。2005年8月9日，福建一位癌症患者，将一辆公共汽车焚毁，导致31人受伤。2006年7月14日，陕西安康农民邱兴华因为琐事连杀10人，在逃窜期间又杀害1人，重伤1人。反社会行为因为犯罪嫌疑人的施害对象往往是无辜的第三者，犯罪目的常常以杀害受害人性命为目的，因此社会危害极大；从受害人角度看，这种犯罪基本上都属于无因受害，也无法在生活中有效防范，所以最容易引起公众恐慌。

　　从社会学上讲，反社会犯罪的当事人，多数在人格上有缺陷，例如极端、固执、狭隘等，但在外因上，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中，反社会行为明显呈高发趋势。一些地方社会不公、救济渠道不畅、社会两极分化，是反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诱因。贵州省官方在事后总结事件发生原因时归纳了五点，其中一点就是“民众有怨气”。这一点，既是客观描述，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上海袭警事件发生后，有媒体认为，上海市的警方安检措施防范不严，但其实，多数这类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本身在犯罪时就没想到生还，所以，再严的安检措施，也很难彻底防范。

　　从根本上讲，反社会行为要想杜绝非常困难，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因素，很难通过社会发展得到根绝。像美国近些年类似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俄荷拉克玛爆炸案、校园枪击案等都属于这类犯罪。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讲，将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外因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助于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频率。

　　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贫富出现了分化，公权力也出现了腐败，由此导致部分社会弱势群体难以遵循既定畅通的渠道，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一旦出现纷争又难以通过合理的渠道寻求社会救济。如果我们分析“公众的怨气”来自何方，这些当是主因。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具有极端人格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将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宣泄到整个社会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反社会行为还可能会继续发生，发生的频率甚至会增加，而这一切，通过短期行政领导接访的方式“维稳”很难改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长期看，如果要改变这一危险的现状，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体系，通过公共财政有效地调节贫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政府部门权力的机制，构建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而这些工作，还任重道远。